2023 ELCC速递 | 早期肺癌新辅助治疗,中国PD-1抑制剂闪亮登场,疗效比肩国际标准
2023年欧洲肺癌大会(ELCC)于2023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今年大会议题主要聚焦在胸部恶性肿瘤的预防、诊断及多学科管理等方面,入选的研究涵盖了早期诊断、分子诊断、治疗进展及免疫与靶向治疗新挑战等丰富多样的选题,数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选。目前免疫联合治疗在肺癌新辅助治疗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但尚需更多数据的支持。今年由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闫小龙教授团队牵头开展的两项研究入选ELCC,探索了信迪利单抗用于新辅助治疗领域的疗效。第一项研究(121p)探讨了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和化疗的方案用于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另一项研究(122p)则是通过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来分析帕博利珠单抗和信迪利单抗分别联合化疗用于新辅助治疗NSCLC的疗效差别。
本报特邀闫小龙教授与段鸿涛博士进行专访,为广大医生新鲜速递两项研究的设计思路、关键数据以及研究亮点等一手资料。
新时代、新征程
迈入免疫时代,勇闯新辅助治疗领域
肺癌治疗已迈入免疫时代,以免疫治疗为基础的多种组合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使肺癌治疗领域飞速进展。化疗联合免疫方案的国内外研究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目前我国术前新辅助治疗也大多采用此方案。然而,进一步探索免疫联合治疗的其他组合方案能否在新辅助治疗领域实现获益也十分重要。
IMpower150研究包含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免疫治疗的方案,结果显示该方案在一线治疗晚期NSCLC中实现了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获益[1]。受此启发,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在了四药联合方案用于新辅助治疗的疗效探索上。第一项新辅助研究(121p)中,PD-1抑制剂选用了可及性及经济性俱佳的信迪利单抗,设计了信迪利单抗+安罗替尼+白蛋白紫杉醇+铂类的方案(图1),该方案采取“做加法”策略也是考虑到患者在新辅助阶段的状态往往较好,且结合既往研究评估患者可耐受该方案。
图1.121p研究设计
吴一龙教授的CTONG1901研究[2]及王洁教授发表在JAMA Oncology的meta分析[3]着眼于比较PD-1/PD-L1抑制剂间的疗效和安全性。而2018年唐都医院胸外科就开始实行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模式,积累了丰富的信迪利单抗与帕博利珠单抗的使用经验。因此,第二项研究(122p)通过收集信迪利单抗与帕博利珠单抗分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数据进行回顾性研究,初步探索了两种PD-1抑制剂的疗效差异(图2)。
图2. 122p患者流
121p研究
四药联合方案实现新辅助治疗获益
关键数据:主要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次要终点包括主要病理缓解率(MPR)和安全性。根据实体肿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 1.1),意向性治疗(ITT)人群中疾病进展(PD)1例,疾病稳定(SD)9例,部分缓解(PR)27例,完全缓解(CR)2例。ITT人群的pCR为56.4%,MPR为66.7%。遵循研究方案分析(PP)人群的pCR为62.9%,MPR为74.3%。在ITT和PP人群中,鳞癌的pCR和客观缓解率(ORR)远高于腺癌(86.7% vs 55.6%)。(详见图3、图4)
图3. 121p研究结果
图4. ITT人群的无事件生存的疗效评估游泳图
安全性:与治疗相关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为51.3%,常见的≥3级不良事件如下: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5例)、呕吐(4例)、外周感觉神经病变(3例)。
结论: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和化疗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可显著提高可切除NSCLC的pCR,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需要密切关注围手术期的不良事件。
122p研究
信迪利单抗与帕博利珠单抗旗鼓相当
关键数据:采用PSM分析两组患者的ORR、pCR及手术相关信息。信迪利单抗组和帕博利珠单抗组的pCR率分别为45.9%和54.5%(P=0.353)。两组之间的MPR无统计学差异(63.9% vs 65.5%,P=0.861)。在疗效方面,两组的ORR值无统计学差异(75.4% vs 80.0%,P=0.554)。
在两次PSM分析后,信迪利单抗组和帕博利珠单抗组的ORR、pCR和MPR无统计学差异(ORR:76.5% vs 73.5%,P=0.779;pCR:52.9% vs 55.9%,P=0.808;MPR:70.6% vs 67.6%,P=0.793)。在PSM分析前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结果。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3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可提高pCR。(详见图5至图8)
图5. 122p研究结果
图6. 使用初始数据(A)、第一次匹配(B)和第二次匹配(C)对pCR进行Logistic分析
图7. 使用初始数据(D)、第一次匹配(E)和第二次匹配(F)对ORR进行Logistic分析
图8. PSM后患者的特点及疗效结果
结论:在可切除NSCLC的新辅助治疗中,信迪利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显示出相似的pCR及ORR。
研究结果惊艳,研究者深入解读
121p研究的结果令人惊艳,ITT人群的ORR达到了79.5%,其中鳞癌及腺癌患者的ORR分别为86.7%(26/30)和55.5%(5/9)。最终35例患者接受手术,在PP人群中,ORR高达88.6%(31/35)。ITT人群的pCR率为56.4%(22/39),而在接受手术的人群中,pCR达62.9%(22/35),接近NADIM研究报道的pCR率(63%),证明了四药联合方案作为新辅助免疫联合治疗可以使患者获益[4]。在安全性方面,≥3级的AE发生率为51.3%(20/39),未出现5级或新发AE。四药联合方案在疗效肯定的基础上,具备与既往类似研究同等水平的安全性。
而探讨122p研究之前,首先要了解回顾性研究的数据来自真实世界研究,两组研究人群的基线资料往往存在差异,影响后续的统计分析。而PSM作为一种减少两组患者选择偏倚的方法,通常会在回顾性研究中用于校准基线资料的不均衡[5]。122p研究中进行了两次PSM分析,第一次是新辅助治疗周期数(≥3周期)和临床分期两个指标,第二次在首次的基础上加入了BMI指数、吸烟指数、病理类型等指标。每个患者的倾向性得分均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评估,回归模型包括用药方案、吸烟指数、病理类型、临床分期等变量。结果可以发现信迪利单抗组和帕博利珠单抗组的pCR接近,分别为55.9%和52.9%(P=0.808)。
现在基于免疫治疗的治疗模式趋于多元化,免疫单药、双免、免疫联合化疗等方案百花竞放。“加法”策略是以疗效为先,而“减法”策略就是希望使更多患者接受治疗。“做加法”还是“做减法”,这一问题还是需要临床研究来回答。此外,ADJUVANT研究和ADAURA研究为驱动基因阳性NSCLC的患者敞开了靶向辅助治疗的怀抱[6-7],IMpower010研究则为驱动基因阴性患者开拓免疫辅助治疗的疆土[8],而驱动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新辅助治疗领域尚待开拓。如何克服驱动基因阳性,使这些患者也能通过免疫治疗获益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基于信迪利单抗在NSCLC方面开展的临床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信迪利单抗在疗效方面不啻于帕博利珠单抗。希望信迪利单抗能够早日向NSCLC新辅助/辅助治疗等领域进军,实现肺癌治疗领域的全覆盖。根据目前两项研究的结果,我们研究团队也对即将开展的肿瘤微环境及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充满了信心,期待尽早取得成果,为肺癌领域再添薪火。
闫小龙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博士,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唐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
陕西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创伤外科学组副组长
中国医师协会整合医学分会胸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会机器人学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陕西省保健专家
中国科协299期青年科学家论坛执行主席
CSCO肺癌诊治指南执笔专家组成员
Translational Lung Cancer Research 编委
成果:首创“双微孔” 的三孔肺叶、肺段切除术,推广应用于20余家单位,中国医师协会胸腔镜精英赛一等奖;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第一或通讯作者SCI论文50篇;获得发明专利6项;主编著作4部;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
段鸿涛 博士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获军队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获空军军医大学研究生论坛优秀奖
获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首届社会人才标兵
获发明专利一项
陕西省保健协会胸壁外科委员会 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精准诊疗专业委员会 委员
陕西省抗癌协会中西医结合胸外专委会 委员
负责唐都医院苗子人才基金1项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等3项
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SCI文章8篇,最高影响因子13.4分
参考文献:
[1]Socinski Mark A,Nishio Makoto,Jotte Robert M et al. IMpower150 Final Overall Survival Analyses for Atezolizumab Plus Bevacizumab and Chemotherapy in First-Line Metastatic Nonsquamous NSCLC.[J] .J Thorac Oncol, 2021, 16: 1909-1924.
[2]Liu S Y M, Zhou Q, Yan H H, et al. Sintilimab versus pembrolizumab in monotherapy or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as first-line therapy for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esults from phase 2,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CTONG1901)[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2, 40(suppl 16): 9032.
[3] Jianchun Duan, et al. Use of Immunotherapy With Programmed Cell Death 1 vs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Inhibitor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AMA Oncology. 2019
[4]Provencio M, Nadal E, Insa A, et al.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nivolumab in resectabl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ADIM): an open-label, multicentre, single-arm, phase 2 trial. Lancet Oncol. 2020 Nov;21(11):1413-1422.
[5]黄丽红,王永吉,王素珍,赵杨,王彤.倾向性评分方法及其规范化应用的统计学共识CSCO生物统计学专家委员会RWS方法学组[J].中国卫生统计,2020,37(06):952-958.
[6] Zhong WZ,Wang Q,Mao WM,et al.Gefitinib versus vinorelbine plus cisplatin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stage II-IIIA(N1-N2)EGFR-mutant NSCLC(ADJUVANT/CTONG1104):a randomised,open-label,phase 3 study.Lancet Oncol.2018;19:139–148.
[7] Tsuboi M,et al.Osimertinib as adjuvant therapy in patients(pts)with resected EGFR-mutated(EGFRm)stage IB–IIIA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updated results from ADAURA.2022 ESMO,LBA 47.
[8] Wakelee H, Altorki N, Felip E, et al. IMpower010:Overall Survival Interim Analysis of a Phase III Study of Atezolizumab vs Best Supportive Care in Resected NSCLC[J]. Journal of Thoracic Oncology, 2022, 17(9): S2-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