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思尔康许可谈Codiak倒闭：伟大的事业需要前仆后继

▲唯思尔康的创始人许可博士

许可博士：坦率地说，短期内对于行业还是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两天我接受到很多的咨询，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唏嘘的感觉，而这恰恰就能够证明，业内人士对于这样一家行业的领导，有相当程度的认可，所以首先大家会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次，包括投资人，以及还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人可能会质疑，我们的方向是否还正确？这个道路还对不对？这个方向是否还应该坚持？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短期内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一方面，因为我们之前是沿着Codiak的道路在前进，但现在Codiak倒下了，必然会引起内心的质疑；第二，也是某种程度自信心的表现。我们国家的创新药事业走到今天，已经比以前有了非常大了进步，但是惯性思维还会使得我们习惯于跟从一位领跑者，比如美国的某一个新药企业。

在这我想反思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永远只能够跟随某一个领跑者吗？有朝一日当我们在某个方面甚至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美国的时候，当我们前面没有人可以跟从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引领世界创新潮流的那一天？所有的创新者，所有支持创新的投资人都说我们要创新、我们支持创新，但是，大家支持的是真创新？还是只是支持仿制性的创新呢？这个问题终将到来，无可回避！所以，当前面没有Codiak的时候，是否代表这个道路就是错误的？

答案是科学、逻辑和时间。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觉这件事并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任何一个事业的成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依靠一个个体的成功。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失败与困境，或许毛主席的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能说明现在的问题。回看历史，我们总能找到方向，正如毛主席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Codiak就是牺牲的壮志之一，它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倒下了，但是它开创了用天然纳米颗粒进行药物递送的尝试，并且用无可争辩的数据证明了从逻辑上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所以，未来更多的是靠大家接下来持续不断的探索，挖掘这个平台的潜能。另外，从长远来讲，我们也从Codiak先驱的工作中中获取了很多经验，比如说瘤内注射给药的可行性、外泌体本身的价值以及价格等等。

所以总的来说，短期内大家会有犹疑，会有迷茫，这是肯定的。但是在大方向上，从科学和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药物递送未来发展的前景依然是十分值得期待的。因为递送问题不解决，很多非常有潜力的新方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比如说基因编辑、mRNA疗法等。所以为了实现这些药物潜能，药物递送领域一定会有突破，包括LNP，病毒以及外泌体，我认为大方向是没有错的，这是经过科学证实的，药物递送技术的多样性发展仍然前途可期。

许可博士：我们不是中国的Codiak，我们是世界的“VesiCURE”！我们不是Codiak第二，我们是VesiCURE第一。

唯思尔康建立以来，一直在积极探索不同的发展方向。公司现在在做的几个项目都是Codiak从来没有做过的，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之一的声音，但是我们的立项基础，是从逻辑、科学和充分的调研讨论，Codiak没有做过的，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做成。

反过来，这并是说我们不认可Codiak，我对Codiak很敬重，充满感情，我在Codiak学到的东西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各个角度的。在Codiak，我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领域最优秀的领导者，并有充分的机会近距离向他们学习。我在加入Codiak之前，主要还是做研发方面的工作，对CMC，生产、控制、分析、法务等领域没有很多机会接触。举个例子来说，我对于CMC的技术细节也曾经有过源于无知的不屑。然而正是Codiak让我真正意识到CMC与生产控制对于药物研发的重要性，做一个产品和发表一篇文章有多么大的不同。这也为我后来自己成立公司奠定了坚实的一步。

许可博士：我们自成立起就开始建立我们的工程外泌体载药平台平台，叫做 modEXO™ 。在这个平台下我们做了几件事：

第一，是外泌体的分离纯化。这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对我们从无到有的初创公司而言，恰恰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第二，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外泌体质量控制标准。未来，我们会从制药角度出发，结合FDA与Codiak的经验以及国内学术界的优势，把现有团体标准从学术研究向制药层面推进。

第三，在前面标准制定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同来源的外泌体进行了深度挖掘。在这一方面，Codiak并没有机会挖掘地很深，但它把293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挖地特别的透，它也通过梳理293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找到了自主专利的几个非常好的支架蛋白并发表了文章。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和学习这些经验，另一方面，要思考我们的差异化在哪里，做一些Codiak没有做过的事情。同时，我们展开了对其他细胞类型包括MSC，iPSC，甚至NK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的探索和挖掘。现在我们在牛奶外泌体和NK外泌体上已经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

首先，牛奶外泌体的产量特别的高，而成本相对来说很低。牛奶外泌体特别适合于用于递送肠道类相关的疾病，因为它天然可服用。我们在这方面推进得也比较快，现在公司申请的关于牛奶外泌体制备工艺的第一个专利已经获批了，现在正在推进关于肠道的适应症。

而在免疫细胞来源的外泌体方面，我们对于NK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进行了深度的表征分析，发现了很多前人没有发现的独特功能，我们现在正在申请专利，后面可能还会发表一些文章。NK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的适应症主要分成两个方向：第一是在研讨它对于肿瘤杀伤的一个能力，第二我们发现了更加奇特的特点，就是它对于体内的很多细胞有重编程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后续专利布局后我们将会披露具体细节，我们对该发现是非常期待的。

第四，是在这些工作基础上我们展开了药物装载。对于外泌体而言，一方面它自身可能有一些药用价值，比如说NK细胞，它有天然的药用价值。但是很多像293等细胞系来源的外泌体，我们更关注的是它对于药物递送方面的能力。在药物递送方面，我们正在探索与Codiak具有差异化的小分子、蛋白质以及核酸类药物递送。尤其是核酸类药物递送，Codiak并没有做得很深入。

在Codiak成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它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专门研究siRNA的递送，我也参与了整个全过程。但小干扰RNA递送的效果差强人意，所以后来Codiak转向做exoASO，这也是它布局的第三个管线。针对siRNA的探索虽然暂停了，但我们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获取了很多教训。

许可博士：对于天然外体，我觉得它会有很大的药用价值。比如我们现在做NK细胞来源的，目前有一些学术界的报道，但从工业的角度来讲，还没有人做过。其次，植物来源的天然外泌体也是很值得挖掘，目前纽兰生物在做这个方向。鉴于免疫原性问题，植物外泌体可能更适用于口服或外用。另外，还有一类大家比较关注的干细胞来源的天然外泌体，包括MSC外泌体，iPSC外泌体等，同样这一方向上研发机构做的多，但产业化的也相对较少。目前我们也正在展开对于这两类外泌体的挖掘，同时在不断探索和推进大规模生产。

那外泌体要真正成药走向临床，走向工业，目前只有Codiak做到了，但很遗憾它没能坚持下去。在国外，除了Codiak外，另外一家做工程化外泌体的企业就是英国的Evox Therapeutics，创立于 2016 年，但目前关于他们的具体工作细节披露得很少。

当我们要把一个理念的东西变成现实，而且要以一种非常高的成功率把它变成现实，是很难的。前面我提到，在Codiak我深刻认识到了CMC有多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只有Codiak一家走出了几条重要的管线，就是因为他们是唯一一家解决了CMC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所有的想法就只有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实验室里，进行小规模的实验，没有办法真正走向临床。

在我们国内，也有先驱和做的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北京的恩泽康泰，它是国内真正意义上第一家外泌体公司，于2017年成立。早期主要做检测，后来在工程化外泌体（如各种荧光蛋白修饰等）以及科研服务领域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最近，恩泽康泰还在北京大兴建造了约3000平米的生产基地，包括50-500L的一次性细胞发酵间。恩泽康泰创始人孔关义和CTO赵立波博士在近期也明确地表示，恩泽康泰将在CRO和CDMO等领域加大发展力度，我们期待看到他们的快速发展，也希望能够在合适的方向展开合作。

相比来讲，我们唯思尔康成立得比较晚，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药物递送。

许可博士：Codiak是一家优秀的公司，虽然它的生存时间不长，但它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它以一家公司的力量，开拓了一个方向，并梳理了上千种不同的分子，建立了几百种不同的细胞系，最后选定了三个方向，推进到了临床阶段。同时它自主建立了CMC生产线并被Lonza收购，这也足够说明Lonza对Codiak的认可。这样的成对于一个中小企业来说，无论最终结果怎么样，都是值得骄傲的，值得我们敬重的。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药物递送，尤其是以天然纳米颗粒为代表的药物递送方向还是非常值得挖掘的，我们会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我也希望，在这条道路上的从业同事不要气馁，不要被Codiak事件打乱了阵脚。同时，我希望共同关心生物医药创新的同仁们，包括媒体、投资人、以及其他制药企业，对这一方向不要失去信心。还是那句话，做大事业的道路上总会有人倒下，但也总会有新生的力量继续前进，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倒下而对这个方向失去了信念，唯一能使我们对方向失去信念的只能是一件事，那就是：科学证明它不可能。只要科学没有证明它不可能，那它就可能，但它的可能性是在我们的不断探索中展现出来的。我们不会动摇，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信中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

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新年伊始，党内有人给毛泽东写了封新年贺信，信中再次表达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1930年1月，在距古田会议会址不远处的一间不到六七平米的简陋小屋里，窗外是极冷的寒冬腊月，一张床、一张桌，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